查看原文
其他

李熙玉:阵营化保护主义的出口,对东亚多边合作的再思考

李熙玉 东北亚研究通讯 2024-03-23


作者:李熙玉,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

来源:成均中国研究所季刊《成均中国观察》第43期(2023年07月15日出版)


李熙玉 所长    图源网络

世界正日渐脱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国家补贴的发放扭曲了市场秩序,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指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补贴吸引海外企业,但其背后的态度却是“我可以,但你不行”。美国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选择了阵营化的保护主义,正全面推动重商主义政策。虽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张以人权和自由为基础的价值外交,但实际上这已经变质为阵营、理念外交。这导致世界政府、联合国秩序、多边主义处在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危险的境地之中。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秩序,却并没系统、稳定地经营霸权。反倒受到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国内政治矛盾的影响,面临着无法兼顾“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化”的三重苦难(trilemma)。今后世界的未来也将经历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再到再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但短期内不确定性还将进一步提升。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的消失或是中国秩序的到来。美国仍然拥有维护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强大军事力量,尽管出现了“去美元化”论调,但美元仍然是难以被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

问题是,在霸权衰退期会出现很多纷争,甚至还会出现难以管控战争的。实际上,美国外交政策放弃了“两线取胜”的战略,将力量集中于牵制中国,亚洲现在出现了多个裂痕带,解决问题的规范和机制也未能发挥作用。受此影响,亚洲国家的政策选择难度日益增大,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多边主义的动力正在减弱,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也正被削弱。

中国的国家大战略:顺应、适应、应对

以存量而非流量来测量中美两国国力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力量,或使用考虑福利成本和国家安全成本的净指标(net indicator)来代替以资源总量为中心的总指标(gross indicator)来测量,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仍然很大。其实,中国已经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且把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将反对霸权与反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本身区分开来。中国强调国际法、支持联合国体制的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取代美国,但却对削弱来自美国的压力或构建新秩序很感兴趣。美国以NATO、G7等对中国的牵制越发明显,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加强着话语能力(discouse power)。另外,中国还致力于推动本国可以主导的RCEP、亚投行、BRICs+,致力于贡献外交。尤其在地区层面上,中国优先在周边确保稳定的桥头堡,将周边视为“关键”的认识也是中国长期大战略的一环。

中国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在了在中美关系的不同领域中对顺应、适应、应对战略的不同选择。第一,顺应。对于美国在商品关税等方面提出的经济要求,通过积极协商降低门槛。第二,适应。为应对新的经济环境,中国在实施双循环战略的同时,对外资企业开放、遵守国际规范等方面采取一种折中的解决方式。第三,应对。将美国在作为中国“发展权”的产业政策的做法视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并予以强烈应对。最近,中国对美国在对华供应链的脱钩尝试表示了强烈反对。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未来中美之间究竟谁能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这将取决于半导体、通信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导航装置、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变化,因此正大力开展“崛起国的跳跃式(jumping)战略”。中国已经将科学技术竞争力视为重要的国政课题,不断加强政府、企业以及大学的合作,在领导层的集体学习中也讨论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研究等。

从隔绝的时代到连接的时代

最近出现了有关新冷战的讨论。但新冷战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是必须要避免的。那么,旧金山体制以后形成的旧冷战和苏联、东欧没落以后形成的脱冷战之后的新冷战有什么区别?旧冷战是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敌对意识形态,以及分成两个阵营的经济集团、敌对军事同盟形成的。但现在的国际秩序是怎样的呢?

第一,中美之间正进行着正式的体制、制度、理念竞争,但中国并没有试图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接受度较低。第二,中美两国在单一的国际经济束缚下,相互依存非常紧密。不仅如此,这种相互依存已经被武器化。2023年,即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仍然达到7500亿美元(美国统计为6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4千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全面去风险的背景。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自身。第三,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但中国外交仍然保持不结盟。实际上,中国虽然在军事上是地区强国,但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仍然有限。

所以,完全脱钩并非易事。美国和中国为了经济对冲(hedging)都致力于推动贸易多元化,在部分领域虽然可以实现,但从全球企业的角度来看,离开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中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特斯拉、JP Morgan、苹果、星巴克、微软等跨国企业的CEO们已经前往中国,正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美国在策划“新冷战”,不如说是以量身定做的脱钩,即以去风险为目标。美国在官方场合主张无意与中国脱钩或是追求“中断贸易”,但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追求“小院高墙”战略,在最尖端半导体技术对华出口领域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量身定制的限制,并强调这并不“危害中国”。

中国并不是过去的苏联。中国具有将外部压力(external pressure)转化为内部动力的潜力,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还构筑了防火墙(firewall),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这种格局下,受中美战略竞争影响的国家在选择上的困境正在深化。美国在各种领域推动不同的多边主义,包括积极利用印太经济框架、AUKUS、QUAD、G7等各种多边主义机制,将其作为牵制中国的工具。问题是,虽然这种多边主义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但实际上是以限制和封闭为基础的。随着这种现象的持续,国际合作正在减弱,全球价值链正被破坏,以经济安全为武器的自谋其生式的保护主义正在蔓延。美国和欧洲等自由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碳关税、数字税等矛盾。

东亚多边主义的方向与准则

现在,在追求排他性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强迫邻国牺牲的所谓“以邻为壑”现象。而且,随着所有国家加强内向型经济,强调合作的国际秩序也在萎缩。世界秩序处于大危机之中。在这种危机下,即使是小事件也会引发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二战以后,从未有主权国家明确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问题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阵营正在强化,缩小了合作的空间。这种现象对东亚国际秩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把多边主义从抽屉里拿出来,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创新。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哲学认知。第一,在选择多边主义议题时,必须克服框架效应(frame effect)。也就是说,在保证内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还要摆脱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第二,需要治理的民主性。参与国家顺应多数群体意见的群体强化(group reinforcement)效应歪曲了真正的多边主义。第三,要克服高估个别国家承受能力的相似错觉(illusion of similarity)。我认为,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好的多边主义,所有国家都会示以善意并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有必要基于以上认知,树立东亚多边主义的方向和原则。第一,包容性。排斥特定国家的多边主义只会引发矛盾,而不是合作。因为,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可能会寻求其他的多边主义,从而引发多边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二,实质性。应该通过经济上的多边主义带来“触手可及的利益”。只有给参与国家提供名分和实际利益,才能提高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第三,扩张性。亚洲国家应该更加关注自己所在的亚洲-太平洋合作,并与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扩大合作基础。第四,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并非自上而下的计划,而是在多边主义内根据不同主题活跃各种小多边主义。第五,开放性。美国和中国提出了多种多边主义,但是这种多边主义应该容易加入,并允许同时参与。这其实是一种扩大平衡(extended equilibrium)。第六,面向未来。依靠单一国家的力量是难以阻止新冠肺炎大流行、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因此,应该通过多边主义,共同准备和应对未来。

东亚和平与发展之路

东亚国际秩序的未来有几个版本。首先,美国维持霸权的情况。这需要美国维持区域内军事力量优势和积极的对外政策基调,并以中国的增长即将结束的“峰值中国(Peak China)”为前提。第二,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登场。这种情况是中国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成为东亚新的秩序构建者,中国的持续发展是其关键。第三,中美共治。中美两国通过让步和妥协来维系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情况需要美国和中国都相互尊重和承认对方的核心利益。第四,区域内强国之间的力量均衡。这种情况以美国丧失霸权和中国发展放缓同时发生为前提。第五,东亚多边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是在区域内构建类似欧盟的共同体。虽然这是最理想的未来,但考虑到区域内各国国家利益冲突的现实情况,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走向东亚多边主义和共同体的道路虽然很艰难,但这是东亚应该走的路。从短期来看,世界秩序出现“矛盾中有合作”的可能性比“合作中有矛盾”更高,而当前的矛盾是结构性的,这让人难以乐观。因此,只能是对峙、竞争与合作并存。美国国务卿托尼·布林肯访华后,中美之间开始了战略对话,但两国并未能克服脱钩的疲劳,正在探索去风险。

即使是再不好的对话也胜于战争和分裂。因为在尝试对话的过程中,可以正确理解对方的意图,建立事先预防或降低危机的机制。如果把中美关系看成是零和游戏或需要以敌对来解决的主要矛盾,国际秩序将陷入更大的危险。多边主义既需要参与国家的积极性也需要克制,也就是既要思考“要做什么”,还要思考“不要做什么”。

- END -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往期精彩-研究分享


 孟晓旭: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指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李枏: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中韩关系现状与展望

 李涛 | “印太”概念的崛起:地缘政治转向抑或延续?

 崔一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有的特征

 钟飞腾:如何理解美西方对华“去风险”

 辜朝明:日本的教训,中国经济遇到的真问题

 钟飞腾:乌克兰危机、通胀压力与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廖欢:各国对“印太”地理范围的认知差异说明了什么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