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玉:阵营化保护主义的出口,对东亚多边合作的再思考
作者:李熙玉,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
来源:成均中国研究所季刊《成均中国观察》第43期(2023年07月15日出版)
世界正日渐脱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国家补贴的发放扭曲了市场秩序,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指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补贴吸引海外企业,但其背后的态度却是“我可以,但你不行”。美国没有选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选择了阵营化的保护主义,正全面推动重商主义政策。虽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张以人权和自由为基础的价值外交,但实际上这已经变质为阵营、理念外交。这导致世界政府、联合国秩序、多边主义处在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危险的境地之中。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秩序,却并没系统、稳定地经营霸权。反倒受到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国内政治矛盾的影响,面临着无法兼顾“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化”的三重苦难(trilemma)。今后世界的未来也将经历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再到再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但短期内不确定性还将进一步提升。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的消失或是中国秩序的到来。美国仍然拥有维护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强大军事力量,尽管出现了“去美元化”论调,但美元仍然是难以被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
中国的国家大战略:顺应、适应、应对
如果以存量而非流量来测量中美两国国力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力量,或使用考虑福利成本和国家安全成本的净指标(net indicator)来代替以资源总量为中心的总指标(gross indicator)来测量,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仍然很大。其实,中国已经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且把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将反对霸权与反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本身区分开来。中国强调国际法、支持联合国体制的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取代美国,但却对削弱来自美国的压力或构建新秩序很感兴趣。美国以NATO、G7等对中国的牵制越发明显,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加强着话语能力(discouse power)。另外,中国还致力于推动本国可以主导的RCEP、亚投行、BRICs+,致力于贡献外交。尤其在地区层面上,中国优先在周边确保稳定的桥头堡,将周边视为“关键”的认识也是中国长期大战略的一环。
中国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在了在中美关系的不同领域中对顺应、适应、应对战略的不同选择。第一,顺应。对于美国在商品关税等方面提出的经济要求,通过积极协商降低门槛。第二,适应。为应对新的经济环境,中国在实施双循环战略的同时,对外资企业开放、遵守国际规范等方面采取一种折中的解决方式。第三,应对。将美国在作为中国“发展权”的产业政策的做法视为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并予以强烈应对。最近,中国对美国在对华供应链的脱钩尝试表示了强烈反对。
从隔绝的时代到连接的时代
最近出现了有关新冷战的讨论。但新冷战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是必须要避免的。那么,旧金山体制以后形成的旧冷战和苏联、东欧没落以后形成的脱冷战之后的新冷战有什么区别?旧冷战是通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敌对意识形态,以及分成两个阵营的经济集团、敌对军事同盟形成的。但现在的国际秩序是怎样的呢?
第一,中美之间正进行着正式的体制、制度、理念竞争,但中国并没有试图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接受度较低。第二,中美两国在单一的国际经济束缚下,相互依存非常紧密。不仅如此,这种相互依存已经被武器化。2023年,即使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中美之间的贸易规模仍然达到7500亿美元(美国统计为6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4千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全面去风险的背景。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自身。第三,尽管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但中国外交仍然保持不结盟。实际上,中国虽然在军事上是地区强国,但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仍然有限。
所以,完全脱钩并非易事。美国和中国为了经济对冲(hedging)都致力于推动贸易多元化,在部分领域虽然可以实现,但从全球企业的角度来看,离开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中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特斯拉、JP Morgan、苹果、星巴克、微软等跨国企业的CEO们已经前往中国,正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美国在策划“新冷战”,不如说是以量身定做的脱钩,即以去风险为目标。美国在官方场合主张无意与中国脱钩或是追求“中断贸易”,但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追求“小院高墙”战略,在最尖端半导体技术对华出口领域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量身定制的限制,并强调这并不“危害中国”。
中国并不是过去的苏联。中国具有将外部压力(external pressure)转化为内部动力的潜力,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还构筑了防火墙(firewall),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东亚多边主义的方向与准则
现在,在追求排他性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强迫邻国牺牲的所谓“以邻为壑”现象。而且,随着所有国家加强内向型经济,强调合作的国际秩序也在萎缩。世界秩序处于大危机之中。在这种危机下,即使是小事件也会引发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是令人震惊的事件。因为二战以后,从未有主权国家明确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问题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阵营正在强化,缩小了合作的空间。这种现象对东亚国际秩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把多边主义从抽屉里拿出来,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创新。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哲学认知。第一,在选择多边主义议题时,必须克服框架效应(frame effect)。也就是说,在保证内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还要摆脱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第二,需要治理的民主性。参与国家顺应多数群体意见的群体强化(group reinforcement)效应歪曲了真正的多边主义。第三,要克服高估个别国家承受能力的相似错觉(illusion of similarity)。我认为,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好的多边主义,所有国家都会示以善意并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
东亚和平与发展之路
东亚国际秩序的未来有几个版本。首先,美国维持霸权的情况。这需要美国维持区域内军事力量优势和积极的对外政策基调,并以中国的增长即将结束的“峰值中国(Peak China)”为前提。第二,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登场。这种情况是中国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成为东亚新的秩序构建者,中国的持续发展是其关键。第三,中美共治。中美两国通过让步和妥协来维系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情况需要美国和中国都相互尊重和承认对方的核心利益。第四,区域内强国之间的力量均衡。这种情况以美国丧失霸权和中国发展放缓同时发生为前提。第五,东亚多边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是在区域内构建类似欧盟的共同体。虽然这是最理想的未来,但考虑到区域内各国国家利益冲突的现实情况,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走向东亚多边主义和共同体的道路虽然很艰难,但这是东亚应该走的路。从短期来看,世界秩序出现“矛盾中有合作”的可能性比“合作中有矛盾”更高,而当前的矛盾是结构性的,这让人难以乐观。因此,只能是对峙、竞争与合作并存。美国国务卿托尼·布林肯访华后,中美之间开始了战略对话,但两国并未能克服脱钩的疲劳,正在探索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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